隨著互聯網海納百川，網上的公共空間也變得魚龍混雜，令一些人產生了不安全感。” 在將近20年后的現在，像Slack、 GroupMe和 WhatsApp這樣的應用大量涌現，表明網上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變得更加重要。你可以為特定的公司或辦公環境創建Slack群組，也可以把它作為親密朋友的聚集地。
隨著互聯網海納百川，網上的公共空間也變得魚龍混雜，令一些人產生了不安全感。業界媒體Gizmodo撰稿人凱爾-查卡（Kyle Chayka）日前發表文章，稱互聯網上的公共空間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危險，聊天室很可能是網上碩果僅存的親密空間。以下為全文摘要：
很久以前，互聯網就許諾會為大家提供一種連接人與人的方式，現在這個承諾差不多已經兌現：我們可以在任何時間、任何地方和任何人聯系！雖然web誕生于IRC聊天室和留言板的純文本中，我們現在的網聊卻往往是多媒體的、動態的，充滿了視覺元素。
“視頻和音頻流的發展，可以讓人們更加容易地在聊天中使用聲音、面部表情和肢體語言，就像親身在場聊天一樣。”網絡心理學家約翰-蘇勒爾（John Suler）早在1996年就提出，“當這種情況發生時，純文本聊天環境是否會就此絕跡呢？”
在將近20年后的現在，像Slack、 GroupMe和 WhatsApp這樣的應用大量涌現，表明網上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變得更加重要。出于一個新的原因，蘇勒爾在20世紀90年代注意到的現象，至今仍然存在。隨著互聯網上的公共空間看起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危險，聊天室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私人談話空間。在將近20年后的今天，群聊很可能是互聯網上碩果僅存的親密體驗。
安全空間
我對互聯網的最早記憶之一，是AOL的即時通訊服務。我家的臺式電腦放在地下室里，我經常在那里上網和朋友們聊天。
過去的十年中，GroupMe是唯一一個能讓我重溫那種親近感的數字空間。我有一個和紐約朋友聊天的GroupMe群，每天24小時中的大部分時間，我們都在群里討論各種事情：工作上的煩惱，約會狀況，誰和誰在Twitter上打口水仗等等。我們創建了一個小型的社交網絡，它有其自身獨特的禮儀、興趣點和常用語。
如果說Twitter是都市廣場上的一個擴音器，那么群聊服務就是圍坐在咖啡桌邊的安靜談話。 GroupMe的設計給人以一種親切感和真實感。
“在聊天的時候，我們知道是誰在聽我們說話，”牛津大學互聯網研究所的人機交互研究員伯尼-霍根（Bernie Hogan）博士說。“我們可以說錯話，我們可以說一些蠢話，然后再回來，在公共場合就很難這樣了。”
在Twitter上，你需要維護一種公眾形象，因為你在社交場合和工作中認識的人可能會看到你的發言，因此發言就不再那么有趣了，變得更像是一種工作。聊天群則是一個安全地方，你可以在那里和值得信賴的朋友嘮嗑。
當互聯網展現出特別殘忍的一面時，私人聊天室就成為了一個必不可少的庇護所。凱文-阮（Kevin Nguyen）是牡蠣叢書（Oyster Books）的主編，最近，一個公開的種族主義團伙在Twitter上騷擾他。在Twitter上公布這些攻擊的內容只會讓他們的氣焰更加囂張。
“GroupMe變成了一個好去處，我可以在這里講述自己的委屈，而不會感覺像是別人的包袱，”他告訴我。“我可以表示自己的想法或感覺，可能有人看到并予以回應。”
大多數主流社交網絡上都缺乏強有力的反騷擾工具（雖然Twitter最近承諾將增強其攔截功能），而聊天群提供了一個角落，讓人們能夠獲得同情、理解和親近感，這些東西似乎在網上越來越稀少了。在上世紀90年代，“即時連接全人類，無論距離遠近”還是一個烏托邦式的承諾，但現在它已經成為了一種威脅，而聊天群給我們提供了庇護。
互聯網會所
2014年1月到10月，Slack的每日活躍用戶從4000人飆升到25萬。該服務的初衷是為企業提供一種生產力工具，但人們現在也把它用作類似于GroupMe的個人聊天平臺。既然我們在其他場合也能使用它，為什么要僅僅局限在公司內呢？
“Slack是文化的管道，”其聯合創始人斯圖爾特-巴特菲爾德（Stewart Butterfield）告訴我。事實上，該平臺創造了一個網絡微社區。如果把互聯網比喻成海洋，那么這樣的微社區就是滿潮湖——在漲潮的時候和海洋連成一片，其他時候則是單獨的池塘。
“這些私人空間給人們提供了更多自由發揮的樂趣，用戶不必擔心自己分享的東西或者發言成為有跡可循的網上記錄，”數字媒體評論家亞歷克西斯-馬德里加爾（Alexis Madrigal）說。
你可以為特定的公司或辦公環境創建Slack群組，也可以把它作為親密朋友的聚集地。
比如網絡媒體界就有幾個私密的Slack群組，大家在那里討論八卦議題。由于不像在Twitter上討論那么公開，造成不良后果的風險當然也就比較小。用戶必須獲得許可才能加入Slack聊天室，看到它的內容。這確實在隱私方面更有保障。
對于發展一種有親密感的聊天文化而言，這種會員制度至關重要，但它也不能保證網絡隱私的萬無一失，這一點值得注意。Slack可以控制所有流經它服務器的信息，雖然它尚未跟蹤用戶數據，或者利用它來做廣告，獲取收入。但商業模式是一種說變就變的東西。就目前來說，該公司表示它不會碰你的聊天記錄。“無論是CEO還是其他任何高管，都沒有可以訪問所有用戶數據的權限。任何訪問都會做記錄，并當場進行審核，”Slack表示。
但是現在的社交媒體上充斥著各種各樣的人，從你的上司到國安局間諜，應有盡有，所以，現在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難保護隱私了。一名業界人士說，看到Slack上的內容就像是弄到“企業電子郵件帳戶”中的資料一樣容易。所以，無論公司聊天室里的氣氛有多么輕松，你都不能在那里說一些當著上級的面不會說的話。
目前聊天室是個熱點，我們有很多工具可以選擇。比如Facebook新推出的Rooms應用，可以讓用戶半匿名地討論小眾話題。WhatsApp也受到大家的青睞，因為它可以節省手機短信費用，目前已經擁有6億多名活躍用戶。還有微信，它提供了多媒體格式和各種表情。
盡管聊天服務如此繁榮，仍然有人覺得聊天是種落后的交流方法。當我們與其他人互動時，“我們期望全方位地了解對方的情感，”霍根說。“當我們只能通過文字，看到交流的微小片段時，我們必須通過腦補來填充情感細節，”這就有可能導致誤解。
具有諷刺意味的是，聊天不僅不乏個人化，而且具有“超個人化”（hyperpersonal）的特點。心理學家喬-瓦爾特（Joe Walther）1996年時用“超個人化”一詞來定義這樣的情況：相隔一定距離的人能夠選擇性地展現自己的人格，信息接收者必須對其進行“解碼”。
在聊天時，一個笑臉是否是在調情，“呵呵”這樣的回答是真誠的，還是嘲諷的，還是不知說什么好的時候讓聊天進行下去的表示，這得由我們來決定。這樣的情況并不比真正的生活中少，“有時候，我們甚至可以讓它更具親密感，”霍根說。“與通常情況相比，我們可以從中解讀出更多東西。”
我比較同意社會學者內森-尤根森(Nathan Jurgenson)的看法，他說，人為地給網上和網下生活劃出界限的做法，是“數字二元論”。網上交流不過是“交織在社會生活中的所有信息中的一種，”尤根森說。
在線交流可能并不完美，但由于我從小就熟悉這種交流方式，我覺得即使是在GroupMe或Slack的聊天窗口里，我也可以感受到交流中的各種細微之處，能夠理解別人的真正意思。在聊天室里，我常常覺得自己比在一個更大社交場合中更加暢所欲言。在瞬間延遲和@號的幫助下，我對自己在說什么，在對誰說，擁有更大的把握。對于我的虛擬自我和真實自我，我覺得沒有什么不同，我仍然有那些怪癖和缺陷。
我認為，聊天的親密感，讓我能夠以更多的方式展示自己的更多方面，讓我能每天與朋友、同事、密友進行聯系，由于有了這些平臺，這些人分布在更遠的地方，互相之間的差異更大。
由于“現實生活”融入到數字生活，數字生活也溢出到現實生活，聊天群已經成為社會組織的一個單位。
尋找庇護所
上世紀90年代，當蘇勒爾鉆研網絡心理學時，互聯網的公共空間還比較有親密感。1996年全球有3600萬網絡用戶，今天這個數字已經超過了30億。我們對私密與公共空間的看法，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，盡管這種變化很緩慢，但我們開始意識到，我們共同構建的龐大社交平臺，可能并不是一個友善的環境。
美國國安局的間諜行動，讓人們變得青睞私密空間。不同群體之間也希望相互屏蔽。聊天群既有互聯網公共空間和社交媒體的好處——可以毫不費力的溝通，即時分享信息，讓人獲得歸屬感——又能收縮為更加適合我們的個人生活，而不是適合整個星球的空間。
蘇勒爾注意到了這種調和性，他說聊天有一種獨特的持久魅力。“干凈、簡單、安靜滾動的文字流，”他寫道。 “文本是一門藝術，一定不能消亡。”
在聊天室中，詞句的實時交流創建了一個數字空間，我認為，在這個空間中，我們可以消除線上和線下生活之間的壁壘，感覺好像置身于酒吧，與朋友們聚集一堂，彼此交談。
今年11月的一天下午，GroupMe服務宕機了。我和朋友們在Twitter上聊了一會，又轉戰到Slack聊了一會兒，但企業服務的感覺畢竟有些不同。當GroupMe服務恢復的時候，我們急忙趕了回去。那種感覺，好像回到了我十幾歲時，匆匆趕到父母家的地下室，打開計算機和朋友聊天一樣。
